陈永贵退休后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胡耀邦亲自安排，让他一家人落户北京。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寨公社的农民代表陈永贵经历了一段传奇。他先是受到了毛主席的邀请去吃饭，后来还被提拔成了国家副总理。
陈永贵原本是一位擅长种地、出身于农业的优秀劳模，后来却成了处理国家事务、审批文件的副总理。这让他感到困惑和不适应。成为副总理后，陈永贵多次提出“要下乡”，毛主席最终同意他搬出了钓鱼台。
陈永贵卸任后，胡耀邦考虑到他的情况，亲自安排让他留在北京，并给他提供了相应级别的退休待遇，以保障他家的生活。
陈永贵享受的待遇依据是什么呢？考虑到他当时的情况有些“特殊”，那么他的晚年生活又是怎样安排的呢？
陈永贵的贡献
除了胡耀邦曾经担任过副总理这一因素外，他对陈永贵晚年的生活安排，主要是基于陈永贵早年为国家作出的贡献。
陈永贵是毛主席亲自挑选的。
1963年，山西好多地方都受灾了。晋中地区的昔阳县，特别是大寨乡，受灾情况尤为严重。
这一年，大寨的春天播下种子后遇到了水灾，接着是风灾、干旱、洪水和冰雹，还有霜冻。这个地方仿佛被老天爷折腾得毫无生机，变成了荒凉之地，老百姓的日子从来没有这么艰难过。
陈永贵是大寨在50年代初的优秀劳模，他让“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大寨从穷变富。他靠自己琢磨出一套办法，帮助大寨在各种灾害中抵御灾害、避开灾祸。通过翻耕、借种、拉渠、引沙等方式，让庄稼存活下来，在最后的一点希望中生存下去。
在他的带领下，大寨这个地方，在山西很多地方都得靠国家救济粮才能过活的那些年，不但实现了亩产平均704斤，到年底还给国家交了24万斤商品粮，自己留下了30万斤口粮。
就这样，陈永贵成了一个传奇，一个真正种地的人实现了“无饥饿”的奇迹。
那时，这事儿可闹腾了。山西有个有名的作家赵树理，听完了陈永贵在山西省劳模总结大会上做的报告，立刻跑到山西省委书记陶鲁茄的办公室，惊讶地说道：
陶书记，我见过很多农村里的优秀榜样，也认识了不少能干的人，但直到今天，我才真正明白陈永贵在大寨的成就，那真是实实在在的能力！
陶书记见赵树理这么激动，就说：
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赵树理指出：
这个人说话的时候，没提一句毛泽东思想，但每句话都透着这种精神。他虽然识字不多，也不讲什么大道理，但讲的全是道理，特别懂得怎么结合实际情况，利用好各方面条件来增加收入。他嘴巴厉害，能说会道，干活也很能干，我觉得他真是个不简单的人啊！
这句话可能没有那么简单。陶鲁茄在深入考察并准备好了相关材料之后，于1964年3月28日，在河北邯郸，与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一起，在毛主席南下的列车上，向毛主席汇报了大寨的情况。
那时候，毛主席让陶鲁茄写下“陈永贵”这三个字，接着问：
这个人真的有文化吗？
陈鲁茄这样说道：
陈永贵在43岁时才开始学习识字，现在50岁了，他已经能轻松阅读报纸了。
那年十二月，陈永贵前往北京参加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议结束后，周恩来总理特意留下了陈永贵，跟他谈了话。
是毛主席让我叫你的，主席今天过生日，专门用稿费请人吃饭。
还开玩笑说：
你真会享福，主席家的孩子们可不多有这样的机会哦。
生日宴摆了三桌，就在人民大会堂的小饭厅。那时陈永贵既感动又有点不自在，毛主席先是紧紧地跟他握手：
永贵挺棒的！
吃饭的时候，他又好几次叫他：
小贵，快点吃吧，尝尝这个，这道菜挺好吃的……
第二天，各大首都的报纸上都刊登了毛主席和陈永贵握手的照片。
几天后，“永贵好”这三个字被好多报纸用红色印在了报眉上，用来宣传。
后来，在山西到北京群众的拥护中，陈永贵从大寨党支部书记一步步升到了昔阳县委书记，接着是地委书记，然后成为省委干部，到了1969年4月，他被列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1974年8月，因为陈永贵在中央工作的时间增加了，他开始住在钓鱼台。
后来，他在工作中专门负责农业相关的事情，不再担任公社书记的角色。他被安排住在三号楼，那里有7个人专门为他服务，包括3名服务员、一名司机、一名警卫、一名工作秘书和一名厨师，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中央非常重视他，周总理还提议让陈永贵把户口迁到北京，但他不愿意。
他说，自己要带头做好事，做个好榜样，还在大寨挣工分。
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让陈永贵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然而，陈永贵依然不愿意迁移户口，也不领取国家工资，他的收入情况跟以前一样，只是负责的工作多了起来。
陈永贵在中央的主要工作是：按照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把大寨的经验推广给全国，让大家都能学习大寨的精神和经验，变成一个个“新大寨”。
然而，陈永贵感到有些不太适应，心里总想着何时能回到家乡，继续带领大家耕种土地，总觉得钓鱼台这个地方不太适合自己大展身手。
为了这个目标，他想了很多办法，想要跟毛主席解释清楚，但他从来没想过，在自己退休后，还能去做那些他特别喜欢做的事情。
“行，钓鱼台根本就没有鱼可以钓。”
可以说，陈永贵在钓鱼台工作时，并没有计划把户口迁到北京，反而一直挂念着大寨，心里想着将来回到大寨与家人共度晚年。
陈永贵想了很长时间的方法，最终决定直接给毛主席写信，把他的想法和感受都写进去。
1975年5月初，毛主席收到了陈永贵的“请示”。陈永贵这位一心扑在农业上、时刻惦记着土地的副总理，竟然给自己规划了一种“全新的工作模式”。
计划把个人时间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时间用来在农村关注农业生产，这叫做“抓点”；一部分时间到全国各地的乡村去考察，这叫做“抓面”；剩下的时间，则在北京审核文件，处理农业相关的建议和决策工作。
毛主席经过深思熟虑，最终批准了陈永贵自己想出的“三三制”方案。
在5月3日那天，毛主席亲自将一份批示退还给了陈永贵，那份批示上写着：
钓鱼台那边的鱼儿不多，钓不到什么鱼。
这可把陈永贵高兴坏了！自从主席批了字，陈永贵终于如愿以偿，在8月中旬离开了那个“整天堆满文件要处理，却连庄稼都碰不到”的钓鱼台。
后来，他搬到了北京交道口的一条胡同里居住。新家是个有前后院的小院。按照规定，警卫员住在前院，陈永贵和秘书则住在后院。
在这个地方，陈永贵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他之前领三份钱：一份是大寨大队给他记的工分，每天1元5角；一份是在山西省兼任职务的补助，每月100元；还有一份是国务院给的补助，每月36元。
以前陈永贵靠136元和工分过日子，因为邻居们住得近，经常互相请客，所以生活还算节俭。现在日子好过多了，他买了4棵苹果树苗、2棵梨树苗，还有一些葡萄秧子，零零碎碎地种在院子里。
还有一段时间，陈永贵被要求学习《哥达纲领批判》和费尔巴哈的理论。每次认字都很吃力，再加上之前要批阅很多文件，他认识的字总共也就一千左右，能写的也就五百个左右。所以每次遇到不认识的字，他都感到很头疼。
有时候写到“待”字卡住了，因为催得急，只能求助秘书，秘书就提醒他：
招待所和接待处都有这个字。
陈永贵这才突然想起：
哎，难怪看着这个字这么熟悉，原来以前见过呢。
现在这种文件少了，陈永贵可以把更多心思放在他擅长的农业上，心里自然是非常开心。
陈永贵有时候会念叨，想要把警卫员和秘书这些人都带回老家，帮着他种地。在中南海，很多领导人都有这个习惯，就是下午和晚上办公，思考问题，批阅文件。所以，陈永贵总是觉得上午的时间被浪费了。
这段时间，陈永贵心里挺不高兴的。原来，老家的一些人看他在北京的状况不错，就擅自帮他和家人把户口迁到了北京。等差不多都办好了，才告诉他这件事。
没想到陈永贵为此生气了，直接拍桌子大声吼了起来：
这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赶紧给我搬回去！
就这样，陈永贵的老婆和儿子一直在大寨地里干农活挣工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82年。
晚年时，这家人搬到了北京定居。
1980年，在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期间，陈永贵主动提出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他的去留就成了一个新的话题。
那时候，陈永贵先是根据中央的安排，搬到了北京复兴门外的一栋楼的12层，住着一套三室一厅的公寓。后来，他的其他职务一个接一个地被取消了。到了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后，他再也没有任何职务了。
党中央让陈永贵先等着安排，后来，胡耀邦亲自表示：
由于陈永贵年纪已大，把他再派回山西不太合适。根据国家的规定，按照高层干部中级别最低的第13级的标准，给他发放退休金。
按照惯例，还将陈永贵的户口迁到了北京，并把他家人都接了过来。原来为陈永贵准备的汽车、司机、警卫员和厨师等人员也都继续保留，确保他晚年的生活无忧。
这一年，68 岁的陈永贵，已经在中央工作了超过 10 年。
陈永贵退休后感到很无聊，于是在1983年向上级提出请求，希望能为基层做些事情。
之后，他被调到北京东边的一个农场工作，继续做生产指导。
从那以后，陈永贵每次去农场，都会带上在他担任副总理时为他开车的汤占兴，一起开着那辆“伏尔加”去看看农田里的事情。
在村里，大家都喜欢叫陈永贵“永贵大叔”或“永贵大哥”。他经常和大家一起劳动，有时候还会一起小酌几杯。
这一切时常让陈永贵觉得仿佛回到了从前。
陈永贵特别喜欢昔阳当地的一种食物，那就是用小米面条煮成的糊糊，再搭配上咸菜。记者们去他家采访时，经常看到他吃的就是这种饭。
以前，陈永贵不喜欢坐车，而是自己拿着菜篮子去国营市场逛。
有一次，他去了一个菜市场，售货员一下就认出了他，然后把经理叫了过来。经理和他聊了好一会儿，在喝茶的时候，经理坚持要免费送陈永贵一篮子新鲜蔬菜，陈永贵连忙摆手拒绝了。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白拿过别人的东西，如今退休了，居然还有人给我送好菜，这已经相当不错了，但是不能这样。
他把钱一扔，连忙提着菜离开了店铺，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敢踏进那家店了。
陈永贵一直有个习惯，就是喜欢和普通百姓聊聊天。他出门的时候，经常抽空和各行各业的人说说家常话。有时候有人认出他，他就咧开嘴一笑，说：
我是个地道的农民，这辈子最开心的事就是种地。
1986年春天，春节过后不久，72岁的陈永贵就被中央安排住进了北京医院北楼的高级病房。
他知道自己的身体不行了，时间不多了，所以还能动的时候，就会去以前常去的农场、市场、街巷转转。
好多人都笑着和他打招呼，但只有陈永贵心里明白，这是他最后的“告别”。
在那段最后的日子里，华国锋等党和国家领导都到病房探望他。与他在山西共事过的各级同事，以及农场的朋友们也陆续赶来探望。
陈永贵明白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但他并没有太多的遗憾。
这年三月，陈永贵在北京医院去世了。
到了最后的时候
陈永贵曾经是个很有权势的传奇人物，他的生活经历象征着一个时代。即使在他去世多年之后，他仍然被视为山西乃至全国农业界的典范，这一点毋庸置疑。
《红白人生——100 个中国人的半世纪旅程》第八卷“花非花”，由吟风主编，于 1999 年出版。
毛泽东和陈永贵，出自《党史博览》，段存章、王占禹撰写，201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