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工会的复兴与壮大，引起了北洋军阀政府的高度关注。

1924年5月直系军阀北京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发布了一则通电，严令北京政府发布命令，禁止一切“过激行为”。

5月13日，湖北共产党秘密机关不幸被湖北督军萧耀南指挥的军警突袭查获，随之而来的是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杨德甫及其数位工人同仁的被捕。

杨德甫被捕叛变，供出全国。铁路总工会北京机关地址及负责人。

北洋军阀政府交通部在接获京汉路局的机密函件后，迅速下达指令，要求京师警察厅加强调查，务必严格审查。

5月21日拂晓时分，京师警察厅派遣侦缉队对全国铁路总工会的隐蔽据点展开搜查行动。不幸的是，总工会干事彭子均与李凤林落入了警方的手中。此次行动中，铁路工人名单以及大量党派文件及往来信件亦被查获并带走。

紧接着，侦查人员于腊库十六号的杏坛学社内，成功拘捕了张国焘及其妻子杨子烈，并在现场查获了中共三大相关文件及众多信件。

张国焘

在张国焘被捕获之际，他起初尚存一丝侥幸心理，试图与敌人周旋。

直至5月24日，京师警察厅仍未获取到任何具有实质性价值的口供。

此点，于当日《北洋政府警察厅呈报拘捕张国焘文》中可明显窥见：

据交通部秘密函件透露，京汉路局上报称，武汉稽查处成功抓获了工会党魁杨德甫等人。经审讯，这些人供出了在京、沪等地设立工党通讯机关的详情，以及主要党人的姓名和住址，并将名单抄录后密报上级。

该单据显示，北京机关的所在地为后门铁匠营二十一号，主任分别为张国熹和张坤第。此信息之真实性亟待严格核实，以防乱象滋生。故此。

立即派遣侦查队，依循既定地点紧急出发，执行拘传任务。但遗憾的是，仅找到了彭子均、李凤林两位嫌疑人，并在现场搜查时发现了一份全国铁路总工会的委派状。当询问张国焘目前的下落时，他们均表示不知情。

复督此队紧急侦查，务必尽快查明真相。不久，在腊库十六号杏坛学社内，查处了张国焘与一女子杨子烈的不正当关系，现场查获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宣言书及多封书信。

张国焘，今岁方满二十五载，籍贯江西萍乡，正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四年级，学业尚在继续之中。

杨子烈，今岁二十有二，籍贯湖北枣阳县，现就读于法政大学，学业尚未完成。

彭子均，年方二十二岁，籍贯湖南湘阴，现为北京大学旁听生。

李凤林，年方三十八岁，籍贯大兴县东坝，目前于铁匠营担任茶役之职。

张国焘与杨子烈享有自由选择配偶的权利，二人尚未步入婚姻的殿堂。彭子均为张昆第提供帮助，但其所属党派尚不得而知。

李凤林供述：张昆第在六、七日前，自铁匠营出发，前往西车站，离开了京城。在追查他涉嫌鼓动各路工人参与共产党活动的问题时，他显得极其狡猾，拒不透露实情。

查阅委状之上，所列总干事之名张特立，向张国焘讯问，是否为其别名，他却多方搪塞。

进一步查证，发现李钟英自上海寄出的信函，其中附有沿海省职工联合会及苏维埃华工总会致全国各界人士的联名信。

最新消息，彭子均最初声称与共产党无任何瓜葛。然而，近期驻铁匠营的侦探收到保定狱中一名工人寄来的信件，方才确认其身份为全国铁路总工会书记。

再调查，仍含糊其辞，闪烁其词。

杨子烈

杨子烈，一女子，于法大深造，与北大男生张国焘坠入爱河，情投意合，却羞涩地以“自由夫妇”自称，如影随形。她对张国焘的行径了如指掌，却坚决否认知晓。

于伊所居之杏坛学社，偶启陈女士之箱箧，发现自上海寄来之函件，内中附有一本中国国民党上海妇女运动委员会的宣言。此文献似能佐证与张国焘同志之合作，确凿无疑。

面对审讯难以奏效的局面，警察厅转而采取了刑讯手段。正如1925年5月28日上海《申报》所报道：

张等被捕后，随即被关押于鹞儿胡同的侦队。据侦缉队内部透露，近期对张等人进行了连续审讯，然而并未获得任何有价值的口供。

自前日起，侦缉队便对嫌疑人开始了严刑逼供，每日的拷打次数高达三四次。

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张国焘等人原本并不稳固的防线瞬间崩塌。

张国焘，字克仁，年方二十五岁，籍贯江西萍乡，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去年十月，他租赁了铁匠营二十一号北房三间。同年十一月，张国焘便搬迁至腊库十六号的杏坛公寓，并与杨子烈女士自由结合，共度婚姻生活。

国焘自幼接受学校教育，专注于经济学研究，深感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与“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教诲相契合，因而对其深信不疑。此外，陈独秀（亦称实庵）曾是他的北大学长，二人之间建立了师生情谊，信仰上也颇为相似。

国焘先生素怀炽热的爱国之情，积极参与抵制日本侵略的各项运动。他坚信，推广平民教育是拯救国家的关键所在。陈独秀先生同样高度重视国焘的人格和才能。在陈独秀以共产主义理念号召世人之际，民国十年期间，他特地来信邀请国焘一同携手前行。国焘先生也积极响应，承诺将致力于推广平民教育，投身社会公益事业。

去岁，陈独秀踏入国民党的大门，国焘亦步其后尘，因而国焘在国民党内可视为共产派的代表。依据国民党的组织原则，共产派成员多为新近加入，他们的主张尤为侧重于抵御外来侵略。

自去年加入该党以来，国焘并未担任任何职务，堪称一名名义上的党员。鉴于共产派目前尚处于初级阶段，组织架构尚未完善，成员数量亦相对有限，因此，一直以来并未开展任何具体的革命行动，而是更侧重于学术研究和宣传工作。

在党内，国焘负责劳动教育事业，而与国焘有所交往的工人虽然为数不多，却也多少了解铁路总工会的情况。据查，铁路工人多年的工会组织已不复存在，铁路工会亦无固定办公机构，目前仅剩十余名工友身陷囹圄。

该处狱工生活困苦，无人照料，幸得众多工人伸出援手，因此暂以铁匠营二十一号作为联络枢纽，并未提及铁路总工会。之所以被称为铁路总工会，是因为我们以一个共同的名义接受来自各处的工人捐款。

国焘与保定在狱中的几人之间，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同时，国焘自省其心，坚信所信仰之主义，理应站在助人的立场。因此，国焘一直支持铁路总工会的这项救济工作。

”

《工人周刊》的出版历史颇为悠久，由工人周刊社负责编辑。在去年春季之前，国焘曾以编辑的身份名列其中，然而他并未实际负责该周刊的运营。自该周刊被查禁并停止出版后，便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所供是实

杨子烈的供词是：

杨子烈，又名杨毅，年方二十，籍贯湖北枣阳，现正就读于北京法政大学。

去年十二月，我搬至腊库胡同十六号的杏坛公寓，与张国焘先生喜结连理。日日前往法大求学，上午的课程结束后，便在法大食堂用餐；而午后返回，则于铁匠营二十一号享用一顿美餐。每月，我需支付五元的伙食费用。

张国焘先生专攻共产派学说，他不仅是我的伴侣，更是我的丈夫。出于好奇，我也渴望对这一学说有所涉猎。然而，鉴于我们结婚的日子尚短，加之我学业繁重，尽管翻阅了相关书籍，但遗憾的是，至今未曾完整地阅读过任何一本。

不仅如此，老实说，就连“共产主义”这两个字的真正含义，我也感到茫然。然而，我的丈夫张国焘却因被人误导而投身于这种异端学说的研究，最终导致了如今这样的后果。

身为他的伴侣，我自是脱不开这层关系，而且我亦无意抽身事外。

政府诸大人乃民众之父母官，若民众有所过失，自当恳请大人宽宥，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

铁匠营二十一号暂为铁路总工会的通信枢纽。张国焘因误信他人而担任干事一职。直至如今，我才得知，陈比难箱中竟意外发现了一封寄往我处的未寄出信件。此事实，诸位大人及我本人均有目共睹。信件从她的箱子中被取出时，尚保持原封未拆，且邮票上邮戳亦未曾盖印。

至于我的丈夫张国焘，此次犯下错误，理应受到惩处。然而，鉴于他年轻气盛，经验尚浅，且诸位大人向来胸怀宽广，宽以待人，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因此，我斗胆恳请诸位大人能够考虑到张国焘的初次犯错，特此从轻发落。如此一来，不仅张国焘与我将会铭记在心，即便稍有良知之人，亦将深感恩德无量。

张国焘误以为事已了结。

不料，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持有截然不同的见解。在致警政司第二科的函件中，王怀庆如此表述：

“查张国焘等人擅自组建路工总会，推行共产主义理念，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国焘煽动路工，扰乱社会秩序，其行为已与刑法中规定的内乱罪无异。若不对其实行严厉惩处，将无法维护治安并起到警示作用。”

杨子烈身为女性，却在法大就读，与北大男生自由恋爱，其行为有悖于良好风俗，缺乏廉耻之心，理应依法处理。鉴于还需进一步详细审讯以确认其供述，故在此先行将审讯情况以函件形式通知相关方。”

于卫戍总司令部，张国焘在敌人的严刑逼供下，勉强维持的防御线瞬间崩塌。因贪生怕死，他终究屈服于敌人，供出了李大钊、陈独秀、谭平山、张昆第以及北京的众多共产党员等人的信息。

王怀庆5月30日密函内务部称：

他们以私自组建工党的名义，实际践行共产主义理念。

陈独秀担任南方地区的领军人物，由谭铭（平）等三位同仁鼎力相助；而在北方，李大钊担任首领之职，与张昆第等人协同推进。

北方党员人数众多，其中大半为教师和学生群体，一时间记忆中未能一一详述。

频繁商讨党事，男党员中包括黄日葵、范体仁、李骏、高静宇（亦称高尚德）、刘仁静、方洪杰等，而女党员则主要有陈佩兰、缪佩英等人。

查李大钊充膺北京大学教员，风范所关，宜如何束身自爱，乃竟提倡共产主义，京大学教员，风范所关，宜如何束身自爱，乃竟提倡共产主义，意图紊乱国宪，歹属胆玩不法。

除张国焘等人业已向大总统呈报并依法受到审判之外，对于其逃犯李大钊等人，亦应咨请贵部予以关注，并转令严格迅速进行搜捕，务必将其绳之以法，以维护社会治安，遏制乱象的滋生。

然而，敌人并未满足于此，进而对张国焘施加了更为严厉的惩罚。张国焘亦遂决然不再有所保留，继续供出了他所掌握的全国铁路各工会中共产党的成员。

6月2日，王怀庆密告内务部。

据京师警察厅解送，已成功抓获共产党人张国焘等人。关于此案，我们已对其进行了审讯，并从他们口中获取了关于党魁李大钊等人的信息，相关情况已陆续上报并记录在案。

经过派出人员对张国焘等人进行审讯，据其供述：他们私自组建铁路总工会，声称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实现共产主义的通讯机构。

陈独秀担任南方的领导者，李大钊则执掌北方的帅印，党员人数众多，其中大半是教师和学生，他们的名字一时之间难以尽数记忆。

协助党务工作的南方地区，以谭铭（平）三等为代表，而在北方，则有张昆第等人士活跃其中。在各个铁路线上，工人党员的身影无处不在，最近查获的名册，便详细记录了各条铁路工人党员的联络点。

首先，力劝各路工人积极组建工会组织，届时可共同争取提高工资待遇。此举旨在逐步推翻军阀和资本家的统治，进而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

此犯竟敢在首都之地擅自组建工会，利用共产主义思想煽动铁路工人，虽未实际发动暴乱，但其意图扰乱国家宪制，已是毋庸置疑。

除李大钊等人业已请求严厉追捕外，同时抄录了各路工人的名单，特此转呈贵部查阅。恳请即刻转发命令，统一行动，迅速抓捕，务必将其绳之以法，以维护路政秩序，遏制事态恶化。

内务部在接到王怀庆递交的两份密函后，即刻向交通部与教育部发出密令，并指令京师警察厅，“务必严加防范”，迅速捕捉李大钊等共产党人。

李大钊、赵纫兰伉俪

李大钊听闻消息后，即刻乔装成商人，并带着儿子李葆华同行，一同逃往昌黎五峰山寻求庇护。与此同时，全家人亦一同返回乐亭故里。

当李大钊踏上离京之途的当晚，反动军警便闯入他的住所进行查抄，紧接着，他们又追踪至他在乐亭的故里，意图将他擒拿。

历经两次的搜寻无果，6月11日，北洋军阀政府内务部正式发布了针对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通缉令，同时向各省的长官、都统、镇守使、护军使下达了严格的密令，要求他们“迅速严密搜捕，务必将其逮捕归案”。

此刻，李大钊于五峰山接到中共中央的传令，被任命为首席代表，肩负重任，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于是，李大钊再次易容成商人，悄无声息地重返北京，与几位代表密会完毕，便各自登上了火车，悄然离境。

在张国焘等人的背叛下，那些被出卖的共产党员们，自然无法像李大钊那样幸运地逃脱险境。范体仁、孙云鹏、吴鹏九、叶云清等众多同志，均不幸落入了敌人的魔爪，被逮捕。

另有超过40名被解雇及通缉的人员。北方铁路工人的运动再次遭遇了沉重的打击。

回顾那段过往，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刻意淡化了其背叛组织与同志的行为，转而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位坚毅不屈的勇士形象。他描述了自己在敌对势力审讯下的无畏态度，以及如何在他人强制下被迫按下手印，更有他绝食的坚忍情形。

他固然未曾否认，后来他确实获得了通常罪犯难以享受到的特殊优待。

他解释道：

“至于我最终化险为夷的幕后真相，在我出狱之后，王法勤先生曾亲口告知我，这一切并非他之力所能达到；而是齐燮元先生的一句不经意间的话语，意外地发挥了关键作用。”

原来，当王怀庆手持我曾在其上留下指纹的公文，前往曹锟面前寻求处理意见时，曹锟果断回应道：“将他处决！”

恰逢在座的江苏督办齐燮元有意炫耀他处理革命党人的手段，于是旁征博引道：“若是将他们中的一个处以枪决，定会激起他们的狂呼乱叫；倒不如判处他们终身监禁，任其在牢狱中憔悴终老。”

“便依齐老弟的提议行事。”

此言出自曹锟的贴身护卫之口，亦是我由内乱犯沦为内乱未遂犯的实质性原因所在。

张国焘的辩解显得有些牵强，设想一下，若敌人意图在狱中将其处决，又怎会对他进行特殊照顾呢？

两个解释令人信服。

首先，鉴于他投敌有功，敌人遂免其死刑，并对他给予了特别的优待。

首先，由狱外人士发起的营救行动已显现出积极的影响。

若张国焘的变节源于无法承受酷刑，是出于无奈的逼迫，那么他叛变之后对革命未来的疑虑，则是源自他内心的真实感受。

他回忆录中写道：

狱中的沉思对我日后的行为产生了深刻的启示。总体而言，它削弱了我那个年仅二十七岁的青年所特有的勇猛无畏的锐气，同时也磨平了我为人处世时过于直率的锋芒。

那时，我时常忆起并至今仍深刻记忆的是：原本立志投身自然科学研究的我，却意外地成为了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我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以及历史学等领域的研究几乎为零，若想取得惊人的成就，显然准备不足。仅凭满腔热忱，远远不够。因此，适当抑制自己的雄心，或许是明智之举。

对于我国如何迈向共产主义，我始终难以形成清晰的思路。至于国民革命与民主共和国的构想，我却有过诸多想法，坚信若想取得显著成就，必得经历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或许甚至要超出陈独秀所提及的“三十年”时限。

我的疑虑大多源自于“革命”这一概念。相较于过往，我已不再盲目迷信革命，转而将其视为一种极端手段，它无法彻底解决众多社会问题，而且往往还会带来一些不良的副作用。

我深思熟虑，对苏俄革命、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中共的崛起以及马林等人的交锋等往事，自觉有了更为深刻的领悟。对于“团结”、“组织”、“权力”、“领导”、“政党”以及“革命”等核心概念的理论与实践，我也洞察到了它们的复杂性，它们既能成为推动历史进程的强大动力，也可能变成吞噬人类文明成就的邪恶火焰。

我深知马林对我所采取的种种策略，在共产党内部出现此类情况，实属寻常；若对此感到意外，那不过是自己当年的天真之举。

四个月的时光流转，共产主义信仰与革命意志的动摇，让他在囚笼中的日子愈发沉重与乏味。即便待遇尚可，他却对未来充满迷茫，不知命运将如何将他摆布。日复一日，他在焦虑中度过每一刻。他不禁悲凉地沉思：难道余生就要在铁窗下度过？

此刻，一场意料之外的惊心动魄的大事骤然降临，彻底改写了他的命运轨迹。

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北京政变。

冯玉祥和蒋介石

1924年10月23日，直系将领冯玉祥趁直奉战争之际突然倒戈，发动了北京政变，由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随之倒台，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也被卸了职。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与张作霖、段祺瑞组成联合政府。冯玉祥表示同情广东革命政府，愿与孙中山合作，并将所部改称“中华民国国民军”。

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中国共产党委派李大钊积极联络冯玉祥，屡次劝导，成功将自二七惨案以来被囚禁的众多工会领袖与骨干分子从狱中解救。

十月末的一个清晨，新上任的警备司令在简短的审问之后，随即宣布释放张国焘等一众人员。

张国焘尽力抑制住内心的狂喜，与杨子烈携手匆匆步出监狱的重门。

此刻，范休仁同事质问为何他没有率先对那些直系军人提出关于政府曾侵犯人权的指控。

张国焘的回答是：

政局的变幻莫测，我们得以安然脱身，实属幸运。就此暂且宽恕他们，让我们将全部精力集中于未来事业的拓展吧！

张国焘夫妇出狱后暂居赵世炎家。

众多同仁纷纷前来探望，对他们的侥幸获释均流露出了由衷的喜悦。

在与同志们的交谈中，张国焘得知，自他们被捕后，党组织迅速发起了抗议与营救活动。《向导》周报接连刊登了《工界厄运重重》、《汉口之党狱》、《告劳动平民和青年学生——为汉口北京党狱》以及《北京之党狱》等文章，对这些文章进行谴责，揭露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对革命运动的残酷镇压。同时，参众两院议员李国珍等19人联名致信内务部总长，强烈要求释放包括张国焘在内的所有被捕同志。

听闻此言，张国焘不禁羞愧难当，深感无颜以对。

相较同志们倾力相救的英勇举动，我个人的背叛行径显得尤为可耻！

他立誓深藏自己狱中背叛的实情，以此维系同志们对他的信任。于是，那位无耻的叛徒竟厚颜地向曾遭他背叛的党组织夸耀，声称自己在敌人的严刑逼供下，如何紧咬牙关，坚韧不屈，未曾泄露党的任何机密。

他那生动形象的叙述，竟产生了出乎意料的成效，聆听他所述“英雄壮举”的人们，无不对他肃然起敬。

张国焘隐瞒成功！

若非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在尘封的档案中发现了他的自白书以及警察局保存的相关文件，恐怕时至今日，世人仍旧无从知晓他在1924年那段经历的真相。

他被同志们视为英雄。

他不仅赢得了信赖，而且随后更是跻身于党和军队领导层的心脏地带。

经过一段时间的静养，张国焘似乎又重新回归了他惯常的角色。

他将心中对革命的倦怠深深掩藏，转而投身于党的事业以及国共合作的推进之中。在外人看来，如今的张国焘与被捕前并无显著差异。

正如张国焘本人所言，历经四个月的牢狱生涯与深刻的自我反省，他的思想经历了一场显著的转变。他不再表露自己的真实想法，转而以消极和圆滑的态度面对周遭一切。面对共产国际的指导、共产国际代表的决策，以及党的最高领导人陈独秀的指令，他不再提出尖锐的异议……

长久以来，众多深受历史虚无主义以及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阴谋论所烙印的群体，往往先入为主，轻易相信那些根本无法经得起推敲的虚假历史（充斥着大量的移花接木），固执己见，自诩掌握了真相。

纵使青山绵延，终究难掩东流之水，真相终将揭开，昭示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