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自西安事变之后，国共两党携手共进，开启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序幕，从而构建了抗日统一战线。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西安事变爆发之前，即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之际，国共两党曾秘密展开接触，旨在终结彼此间的敌对状态。

这是不广为人知的历史。

那问题来了。

蒋介石一贯坚持“先安内而后攘外”的策略，且意图置我党于绝境，为何他突然转变态度，寻求与我党达成和解？

自1927年以来被屠杀了无数党员、与蒋介石结下血海深仇的中共，又为何愿意接过蒋介石递过来的橄榄枝？

一句话，形势使然。

简述这段历史。

壹 背景

先说说国府那边。

1935年，尽管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在剿共事业上取得显著进展，然而彼时的日子却并不太平。

原因很简单，日本人的压力越来越大，已经大到国民政府再不抗日，政府的合法性都将出现问题的程度。

今年有何重大事件？原来是日本发动了“华北事变”。

随着关东军在东北建立起所谓的“满洲国”，华北驻军不禁心生羡慕：他们能够掀起如此波澜，我们为何不能效仿一番？

日本方面随后密谋实施了“华北五省自治”计划。这五省分别是：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以及绥远。

目标简洁而纯粹，旨在将华北五省塑造成与伪满洲国相似的傀儡政权。

从图中一目了然，日本隐藏的侵略意图昭然若揭。东北已然沦为伪满洲国，华北地区若再被日军控制，接下来将发生的事不言而喻。这显然是日本在步步为营，意图鲸吞中国领土。

尤其是华北地区若与东北紧密相连，我国北方几乎沦为日本的势力领地，届时以此为跳板向我国南方发起进攻，其后果令人难以设想。

我们常说，那段时期的中国正面临民族存亡的严峻关头，这绝非危言耸听。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民国政府竟仍旧秉持绥靖政策，先是签署了《何梅协定》，继而又是《秦土协定》，形势似乎正朝着将华北之地拱手让出的方向发展。

全国民众怒了。

1935年12月9日，一场由北平学子们发起的抗日救亡示威游行如星火燎原，迅速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开来。这一历史事件，被载入民国史册，名为“一二九运动”。

那声震撼人心的呼喊——“华北之大，已无立足之地，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正是彼时北平学子发出的强烈抗议。

疑问浮现。蒋介石面对日本人的持续施压，难道真的毫无反应吗？

自无疑问。然而，蒋介石在这些年中始终坚守着两项信念。

其一，秉承“攘外必先安内”的原则，即在投身抗日之前，必须优先剿灭共产党势力。其二，主张抗日不可急躁，唯有做好充分准备，方能与日本决一雌雄，展开战事。

对此，老蒋多年来未曾懈怠，一方面全力调集兵力对红军进行围攻，另一方面则大量引进德国制造的现代化武器装备。

部队。

然而，华北事变的突然爆发，使得蒋介石的这两项计划无法得以实施。

日本人的不断挑衅使得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策略备受民众诟病，甚至在政府内部也引发了广泛的质疑。简单来说，蒋介石是否难以区分家庭内部的争执与外敌入侵，哪个更为紧急和重要？

当前老蒋的立场如何？显然，他别无选择，唯有采取强硬态度对待日本，以阻止其侵略行为。

抗日并非仅仅是口号。对于蒋介石而言，他必须深思一个问题：若与日本开战，究竟应如何作战？抑或，凭借何种手段进行战斗？

事实上，从后续的抗日战争中，我们不难察觉，作为一个农业国家，中国在与工业发达的日本对抗时，遭受了全面的压制。当时的中国甚至螺丝钉这类小部件都依赖进口，由此不难想象，在武器装备方面，除了依赖外国的支援，别无选择。

蒋介石在思考依靠对象时，心中浮现的是苏联，而这却正是他最不愿选择依赖的国家。

何以选苏联？其中的逻辑实则并不繁复，老蒋寄望于英美两国，然而他们均未能如他所期。

对美国而言，日本彼时扮演着巨额资金投入和贸易往来的关键角色，对制裁日本以支持中国之举，民意基础薄弱。至于英国，他们持续忧虑激怒日本可能导致自己在东南亚的战略布局遭受威胁，因此对国民政府明确表示，他们对于中日之间的矛盾持中立立场。

总体而言，英美两国在对待日本对中国侵略的问题上，均采取了绥靖策略。中日一旦爆发冲突，我们根本无法期待他们能给予我国实质性援助。

实则，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并与苏联关系破裂之际，另一德国一度与国民政府关系密切。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国民党军队配备了大量德国制造的武器装备。然而，当时德国、日本和意大利早已暗中勾结，并于1936年正式签署了轴心国协议。

，已然稳固地成为了盟友。显而易见，德国对此根本无从指望。

蒋介石经过一番筛选，最终认定苏联是唯一值得探讨的对象。

苏联之所以成为考虑对象，首先在于其作为军事强国的地位，具备提供武器支援的能力。更关键的是，苏联与日本之间存在着深厚的世仇，追溯至日俄战争，日本便是从俄罗斯手中夺取了东北，并持续对远东地区保持警惕。因此，苏联在远东地区不得不部署重兵以防备日本的威胁。

苏联最忧虑的莫过于同时面对东西两线的威胁。西方，德国的阴影笼罩；东方，日本亦虎视眈眈。显而易见，若中国能在东方成功牵制住日本，这无疑是苏联所乐见的美事。

既然双方均存在需求，那么中苏合作岂不是水到渠成？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在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双方均需正视的议题，即中共。

是个人都知道中共跟苏联是啥关系，这边让苏联支援武器，那边拿着苏联武器去打红军，这不是闹吗？

在着手与苏联展开谈判之际，首要任务是妥善处理与中共的交往，这成为了蒋介石必须深思的关键议题。

写这么多咱们也看明白了这个逻辑关系。蒋介石要抗日，就要跟苏联达成合作关系。要跟苏联合作，就要先解决跟中共的关系。

蒋介石对于处理国共关系的策略，主要是采取政治途径来寻求解决。

鉴于红军已撤退至西北偏远地区，且兵力锐减，蒋介石认为其对己无任何威胁。形势对我方极为有利，既然言语足以解决，何必动用武力呢？

而且在1935年8月1日，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让蒋介石看到了希望：中共这是要弃暗投明？

再说，对于我党而言，与蒋介石之间有着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为何蒋介石一句和解就能轻易达成和解呢？

一言以蔽之，形势紧迫。我党当时所遭遇的挑战，其严峻程度不容小觑。

许多人误以为红军历经艰苦卓绝的长征抵达陕北，便意味着苦难的终结，转危为安，实则远非如此。事实上，他们并未转危为安，反而陷入了生死攸关的困境。

首先是经济问题陕北地区水资源匮乏，土地贫瘠，以至于当地居民常常面临粮食短缺，根本无力支撑起如此庞大的军队。

尤其是自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师相继加入后，人数激增，形势顿时变得异常紧张，仿佛陷入了无米之炊的困境。

萧克在红31军时期向彭总反映，虽然棉衣问题暂时难以解决，但粮食问题必须尽快着手解决。毕竟，寒冷尚可忍受，但若无粮食，恐将面临饿死的危险。

彭老总面临何种困境？其所属军队连基本伙食都无法保障。向中央发送紧急电文，请求拨付用于部队冬季休整的30万元经费。考虑到众多将士，这30万元并不算巨款。然而，中央不仅无力拿出30万元，连3万元也无法筹集。

面对蒋介石对陕北实施的经济封锁，即便手中有钱，也难以从外界购得所需物资。直至与东北军取得联系，才成功开辟了一条物资通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困境。

彼时，为求自保，甚至不得不对那些历经千辛万苦，从江西苏区追随至陕北的女同志进行裁减，一时间，局面变得异常凄凉。

显而易见，若持续如此，即便不提军事压力，经济也将面临崩溃的危机。

第二是军事压力。

当时，红军所遭遇的，是东北军、西北军、中央军等各路军阀所布下的260个团的大规模围剿。当红一军团抵达陕西时，其兵力已锐减至7000余人，若计入陕北红军及徐海东部，总兵力亦不过万余人。而缺乏武器补给，枪支弹药日益消耗，形势愈发严峻。

局势已愈发明朗。红军的覆灭，似乎仅是时间上的问题。

言辞至此，我们大体已能洞察其理。国共两党的和谈，对于彼时的双方而言，无疑是最佳的选择，双方均怀有此一诉求。

是谁先抛出橄榄枝？蒋介石。

多种沟通途径

若行和平之策，自需联络对方。国民政府亦曾多方试探，最初便是寻求与莫斯科的王明取得联系。

1）“莫斯科路线”

1935年十月，蒋介石秘密与苏联驻华大使会晤，表达了与其签订一项秘密军事互助协定的意向。

苏联的立场如何？用四个字概括便是“喜出望外”。其因在上文已有阐述：面对西线的德国威胁，苏联希望借助中国的人力，苏联提供武器，以牵制并最好是击败日本，从而消除来自东线的日本威胁，这对苏联来说无疑是极大的利好。

双方各有需求，一经协商便达成共识。然而，蒋介石随后提出了一个关键条件，即中苏合作的基础在于中共须向南京国民政府屈服，并且苏联需对中共施加压力。

蒋介石的担心是，你苏联一边援助我武器去跟日本人火拼，一边偷摸支持中共发展，我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这一下苏联人就纠结了。且不说从意识形态方面来说苏联不想这么做，即使想这么做，中共能答应吗？此一时非彼一时，这时候中共在长征途中已经召开了遵义会议，苏联人的话能起到多大作用，还是个未知数。

因此，苏联政府明确向蒋介石表示，关于签署军事互助协议的事宜，可以进行商讨，然而，就调停国共之间的冲突而言，这一任务则不在考虑之列。

至此阶段，蒋介石已洞悉苏联人无意介入国共矛盾之解决，唯有另辟蹊径，直接与中共展开对话。

他所思虑的是联络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领队王明，而我方政府派遣的则是驻苏大使馆的武官邓文仪。

邓文仪与王明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求学，因此堪称校友。1936年1月13日，邓文仪与王明委派的潘汉年会面，向他阐述了蒋介石求和的意愿。随后，从1月17日至23日，邓文仪与王明展开了三次连续的对话。

邓文仪对蒋介石关于两党合作的建议进行了详尽传达，其核心内容可概括为三点。

1）在政治领域，撤销苏维埃政府机构，所有中共的领导成员及工作人员将并入南京政府体系。2）在军事领域，红军经过改编成为国民革命军，进行抗日作战时，务必实行统一的指挥调度。3）在党派问题上，可以选择恢复首次国共合作的模式，即共产党融入国民党，亦或是中共维持独立状态。

王明对此未作明确表态，但他坚定地指出，中共及红军的未来走向，必须由中共自身来掌舵，他的意见并非决定性的。“具体的相关事宜，你们需与毛泽东、朱德同志进行商谈。”

蒋介石接获邓文仪的汇报后，洞悉了“莫斯科路线”已无法行通，遂意识到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与国内的宿敌进行谈判。

2）“红色牧师”路线

蒋介石迫切寻求与苏联签订军事协议，他一方面派遣邓文仪通过莫斯科路线进行接触，另一方面在国内委派陈立夫和宋子文负责疏通国内的联络渠道。

陈立夫之名，人们耳熟能详。他与兄长陈果夫，乃蒋介石的结拜兄弟陈其美的侄嗣，同时也是CC系的奠基人，深得蒋介石的信赖。蒋介石所主导的国共谈判，本就密不透风，既担忧日本人的察觉，亦忌惮党内人士的知情，因此将此重任托付给最信任的陈立夫，自是理所当然。

陈立夫与宋子文，不负蒋介石之重托，迅速通过多渠道联络，寻求与中共沟通之人选。

起初，宋美龄介绍了一位名叫董健吾的人士与我相识。

此人身份颇为神秘，曾与宋子文同窗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表面上，他是一位牧师，实则与国民政府高层关系密切。后来，他投身革命，加入中共，并服务于中央特科，被誉为“红色牧师”。

多言一句，自国共分裂以来，董健吾在上海创设了一所幼儿院，专门接纳革命领导人的子女与烈士的后代。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二人，正是经由张学良的协助，得以送往苏联的。

随后，毛主席的美国友人斯诺——那位撰写了《红星照耀中国》的著名记者——正是董健吾将他引荐至陕北苏区的。这一经历让斯诺难以忘怀，新中国成立后，他特地返回中国，渴望与董健吾重逢。

蒋介石亲自接见了董健吾，并向他透露了与中共展开谈判的数项条件，这些条件与邓文仪先前提出的几条大致相同。

肩负着维护和平的使命，董健吾不敢有丝毫懈怠，于1936年1月中旬毅然踏上前往陕北的征程。与他同行的，还有由上海临时中央派遣的张子华。另有一种说法认为，董健吾与张子华并未一同启程，而是分别在不同批次前往陕北。

张子华这一渠道，乃陈立夫指派其部下曾养甫精心搭建。曾养甫联络到了中共党员谌小岑，而谌小岑则进一步与左恭取得联系。如此，双方成功与上海临时中央取得联系。随后，上海临时中央派遣张子华作为特派代表，与谌小岑展开沟通。

董健吾与张子华历经千辛万苦抵达西安，向张学良寻求援助。经张学良与南京国民政府核实，确认二人确系南京政府派来，随即派遣飞机将他们送往肤施（今延安）。在肤施，又安排了一支连队负责护送，将他们安全送达瓦窑堡。

你这老蒋，表面上让我与红军交战，背地里却与红军洽谈和谈，既然你能与共党交好，那我为何不能与之往来？这一事件更加强化了张学良与中共合作的决心。

董健吾抵达了瓦窑堡，恰逢毛主席率队东征山西，其他领导亦均不在现场。于是，留守瓦窑堡的博古亲自接待了董健吾。

博古将董健吾转达的蒋介石的四项建议呈报给了毛泽东。随后，毛泽东于3月4日向瓦窑堡发出电报，回应以五点建议。

一）终止所有内战，全国武装力量无论党派色彩，齐心协力抗御外敌。（二）组建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三） 允许全国的主力红军迅速集结于河北，首要任务是抵御日寇的侵略，迈出坚实的反击步伐。四） 释放政治犯，保障政治自由。（五）在内部治理与经济发展领域，实施初步且必要的改革措施。

董健吾心系公务，于3月5日便踏上归途，火速返回南京以复命事宜。

然而，此刻却出现了波折。保密无遗的墙壁也难保不透风，山西的阎锡山通过不明途径得知蒋介石派人秘密前往陕北与中共接触，于是他发电质询蒋介石为何暗中联络共产党，意图何在？本就心怀忐忑的蒋介石害怕此事泄露，便果断切断了“红色牧师”董健吾所涉及的这条联络渠道。

尽管董健吾已不再踏足陕北，但中共党员张子华依旧穿梭于陕北与南京之间，担当着沟通的桥梁，传达国共两党的声音。

截至1936年8月，周恩来有意公开露面，就相关细节与国民政府高层展开深入洽谈。换言之，国共之间的谈判已步入实质性的关键阶段。

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与周恩来先后致信国民党众多高层人士及社会上的知名人物，其中包括宋子文、宋哲元、傅作义等，亦不乏章乃器、沈钧儒等各界知名人士，旨在阐明中共联合抗日的坚定主张。

在周恩来亲自出面之前，为稳妥起见，中共先行派遣了一位知名人物担任先行联络，与国民政府高层建立联系。这位人物便是素有“小开”之称的潘汉年。

潘汉年对陈立夫直面交锋

潘汉年不容忽视。

潘汉年堪称我国革命事业中的杰出功臣。作为情报战线的骨干，中央特科的重要成员，潘汉年具备卓越的活动能力，其人脉在国府高层中颇具影响力。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他穿梭于共产国际、苏联、国民党、汪伪政权以及日本侵略者之间，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为我党搜集到大量至关重要的情报。

然而，正是由于他在各方势力间定位模糊，日后的人生悲剧就此埋下了深深的伏线。

潘汉年随中央红军踏上了长征的征程。自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后，他与陈云一同前往莫斯科，向国际共产组织汇报了中国红军的动态及遵义会议的决议。正是这一行程，使得他与王明结为同道。

于是，在1936年之初，邓文仪寻求与王明进行协商之际，王明特地委派潘汉年与邓文仪进行了初步的交流。

原本，王明与邓文仪已达成共识，约定潘汉年将陪同他一同前往南京，与蒋介石进行面谈，随后再同赴陕北苏区商讨事宜。

然而，蒋介石竟突然将邓文仪派遣至柏林，直至事后方才明了，原来老蒋对和谈一事心存犹豫，有意将邓文仪调离以避其锋芒。

潘汉年无奈孤身返回祖国。1936年5月初，他抵达香港，随后辗转前往南京，在那里与陈立夫委派的张冲及曾养甫会面。然而，此行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曾养甫转达了陈立夫的疑虑：既然你现在接受的是王明的指令，只能作为代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便无法代表陕北的中共力量。他强调，你必须先赴陕北，带回那里的意见，才能推动谈判的进行。

此事日后成为潘汉年失意生涯中的一颗定时炸弹。当时，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派遣了两位代表返回国内，一位是潘汉年，另一位则是张浩（林育英，林彪的堂兄）。

张浩，无需多言，他历经磨难，从外蒙古踏入国境，穿越了广袤无垠的沙漠，于1935年11月抵达陕北。他成功恢复了陕北与共产国际的电台联系，稳固了陕北中央的权威地位，功勋卓著。张浩离世后，毛泽东亲自为其抬棺，此举足以见得中央对张浩的深切感激。

潘汉年归国后，并未选择前往陕北听取中央的指导意见，而是径直奔赴南京。纵然王明已将此事向陕北中央作了通报，但想必陕北中央心中难免有些许的不快与别扭。

鉴于潘汉年未就陕北谈判提出任何意见，陈立夫遂拒绝与其商谈。无奈之下，潘汉年只得于1936年8月前往陕北。

因此，潘汉年正式担任起国共双方秘密谈判的联络纽带。

在国共两党的视野中，潘汉年均被视为关键一员，其地位的重要性远超往昔的董健吾、张子华、周小舟等人。周小舟曾担任中共北方局的谈判代表，代表着另一条沟通途径；然而，随着陕北中央对谈判的接管，这一渠道最终被终止。

对于国民政府而言，潘汉年身兼重任，既是莫斯科王明所指定的国共谈判联络人，同时也是陕北毛泽东所指定的谈判联系人。他既肩负着莫斯科的使命，又代言陕北的意志，因而其话语之分量，自是非同凡响。

对陕北中共来说，潘汉年不管是个人能力，还是人脉关系网，都是独一档的存在，跟国民政府很多高层都能说上话，连毛泽东都称呼他为“小开兄”。

1936年11月10日，在上海沧州饭店，国共两党的高级代表潘汉年与陈立夫展开了会谈。

陈立夫率先传达了蒋介石的谈判立场，听闻此言，潘汉年不禁为之震惊。

首先，对立政权和军队需撤销。其次，当前情况下，我们应保留三千人的军队规模。师长级别的领导层成员应全部离职，前往海外学习，半年后根据其才能予以召回并重新录用。同时，党内及政府部门的干部也应根据各自的才能，合理分配至南京政府的各个机关担任服务。第三，若军队能够如此妥善解决，那么你们所提出的政治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潘汉年质问，这怎能称作合作的前提？这显然是站在围剿共产党立场上的收编条款。邓文仪此前在苏联，曾养甫也派人前往陕北，他们并未如此提出，为何现在却突然索价无度？若继续这样交谈，恐怕我们无法继续进行下去了。

陈立夫表示，蒋先生已有定论，我们再深入讨论恐怕也难以超出此范畴。我认为，不妨由周恩来亲自出马，直接与蒋先生沟通，或许能寻得解决问题的良策。

潘汉年急速将谈判的最新进展向陕北中央进行了报告。陕北中央闻言亦感困惑，此前一直是国民党方面迫切寻求谈判，如今蒋介石却似乎又反悔了？

的确，形势发生了变化。蒋介石的意图亦随之转变，他下定决心，意图将红军彻底予以消灭。

缘由并非复杂，无非是剿共的局势正值顺遂，陕北红军的境遇已陷入绝境，山穷水尽之态。

肆 谈判失败

1936年10月22日，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于会宁地区成功会师，此壮举被誉为“会宁会师”，亦象征着历时万里的长征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人多势众固然有其优势，然而，正如前文所述，陕北之地实在难以承载如此众多的人口。

军事压力极大。

实际上从1936年初开始，蒋介石虽说通过各种渠道要跟中共谈判，但是围攻红军这事也没停下，非但没停，烈度还越来越大。

显而易见，蒋介石采取了双重策略，既能和平谈判，也能武力对抗，无论哪种方式能够解决问题，他都不介意。难道他就不担心苏联因此而感到不悦，进而拒绝与他签订合作协议吗？

他倒也胆色过人。在与苏联的交流过程中，他察觉到苏联的急切程度，竟比他本人更为迫切，渴望达成协议。

1936年之际，德国与日本正加紧筹划结盟事宜，此举无疑让斯大林倍感压力。正如前文所述，苏联根本不愿，也无力承受德日两国的联合夹击。

考虑到上述种种因素，斯大林相较于蒋介石，更显迫切于促成双方的合作协定，以期苏联能够向中国提供支援，并在东线有效牵制日本人的攻势。

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在与陈立夫的交流中，急切地表达了他的观点：「当前对苏联而言，当务之急是全力协助贵党国民党抗击日寇，至于红军的事宜，相较之下则显得不那么紧迫。」

蒋介石听闻此言，心中自然明了其意。原本与中共进行谈判的初衷，便是为了与苏联达成协议，如今苏联对红军置之不理，还有什么谈判的必要呢？

起初，蒋介石将剿灭陕北红军的重任托付给了张学良与杨虎城，但不久便发现此计划实属不切实际，遂转而考虑启用中央军力量。

1936年9月，随着“两广事变”的迅速平息，胡宗南的第1军得以抽身。蒋介石随即将其全数调往陕北，旨在将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分别调往福建与安徽，以便中央军亲自介入其中。

与那些出工不出力的东北军、西北军截然不同，胡宗南堪称蒋介石的亲信，指挥之下，行动果敢，所向披靡。因而，这一变化使得陕北根据地的压力骤然增大。

面对又一难题，红二四部队骤然涌入大量人员，吃饭问题一时难以解决，只得另辟蹊径。因此，在1936年10月26日，部队提前发起了“宁夏战役”，旨在打通通往国际的通道，以获取苏联的援助。

显而易见，由红四部队组建的“西路军”在挺进西部的征途中，遭遇了近乎全军覆没的惨痛结局。

面对国民党军的猛烈攻势，陕北红军的根据地范围不断缩减。为了突破包围，中央高层已作出决策，决定撤离陕北，转战陕南及山西地区。

军事方面的捷报频传，让蒋介石顿时信心大增，对中共谈判的语气一下子就强硬了起来。

在这段时间里，潘汉年与陈立夫进行了多次交谈。陈立夫态度坚决地表示，条件绝无更改的可能，若双方能够达成共识，便继续协商；若无法达成一致，则唯有继续以武力解决争端。

此刻，中共中央已洞悉真相，蒋介石的行为不过是徒劳的纠缠与刁难。

1936年11月22日，毛泽东向潘汉年发出电报，强调谈判的先决条件是确保红军的安全，脱离这一基本前提，则谈判无从谈起。

这都是血泪经验。1927年，没有军队的中共，完全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被血腥屠杀。岂能让悲剧再次重演？

因此，历时将近一年的国共秘密谈判，亦宣告基本落下了帷幕。

伍 尾声

蒋介石始终双管齐下，但眼见政治解决的希望日渐渺茫，他在军事围剿的力度上更是不遗余力。1936年12月初，蒋介石率领众多军政要员抵达西安，与张学良正面摊牌，明确表示要么对共军进行剿灭，要么让他离开。

在蒋介石眼中，剿共的胜利已指日可待，似乎仅需“最后的五分钟”便能够迎来彻底的终结。

现实情况确实不容乐观。陕北中央眼见陕北局势难以维系，遂于11月底向张学良发出通报，告知其形势已无法坚持，红军即将撤离陕北。

张学良曾言：“暂且缓急，仅需再忍耐数日，局势或将迎来重大转折。”然而，当时陕北中央对张学良所述的“重大转折”究竟指的是何，却困惑不已。

随后，经过十余日，直至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陕北中央方始洞悉这“重大变局”究竟所指为何。

言下之意，无需赘述。我党成功化险为夷，并迅速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

洞悉了这一进程，方能深刻领悟“西安事变”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