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刚站稳脚跟，外部环境就够呛。美国对华实施全面封锁与遏制，从朝鲜半岛、中南半岛到台湾海峡，摆出了一道围堵中国的“新月形防线”。50年代初期，侵朝战争爆发，随后又深度介入越南战事，矛头直指中国，意图在东北亚和东南亚形成合围。

面对如此险恶的外部态势，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却有着出人意料的判断。他对世界和平抱持乐观，认为新的世界大战并非不可避免，是可以被制止的。这与当时普遍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论调截然不同。这种看似被动的防御，究竟高明在哪里？这背后的逻辑，值得深思。

主席的预言，惊人地准

朝鲜战争期间，全球都喊着要打仗，神经绷得紧紧的。毛泽东却冷静指出，如果美国执意此刻挑起世界大战，失败将更彻底，因为当时美军准备不足，而和平阵营的力量已超越美英。他强调，不应再有大战，应力求长期和平，大战的结果只会对侵略者不利。

1955年万隆会议和日内瓦会议的成功召开，直接壮大了和平力量，让帝国主义不敢轻举妄动。到1955年底至1956年初，中央领导层普遍认为，新的侵华战争或大规模世界冲突短期内打不起来，中国将迎来至少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和平发展期。

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再次强调了和平窗口期的判断。他甚至批评一些领导干部因惧怕战争而不敢在沿海兴建工业，认为这种担忧完全没必要，就像原子弹真在三千米上空悬着一样。

1958年金门炮战中美国所持的立场，进一步印证了毛泽东的判断：美国人怕打仗。他曾言，虽然我们也都怕打仗，但美国人对我们的惧怕更多，所以大战打不起来。甚至在台海危机震动全球时，越南领导人胡志明致电询问中美是否会打仗，毛泽东回电表示，美方极少可能大打，越南可照常工作。胡志明的焦急和毛主席的从容，对比鲜明，足见主席对国际形势的洞察力。

正是基于这样的战略判断，人民解放军在50年代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精简整编。第一次从1954年2月至1955年底，全军员额精简了21.2%。第二次则在1956年11月至1958年底进行，使得全军总人数降至240万人，达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最低点。

不先开枪，才是真高明

尽管对和平前景持乐观态度，但自建国伊始，人民解放军的对外战略方针一直是“积极防御，绝不先发制人”。这一方针的确立，是为了适应新中国从夺取政权到保卫政权，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安全的根本转变。

早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已明确提出建国后要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彭德怀元帅对此诠释道，中国的军事战略是防御而非进攻，但这种防御必须是积极的。1955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再次强调，中国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决不率先发起攻击。

1956年3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国防部长彭德怀系统阐述了这一战略方针。他明确指出，为有效应对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保卫国家成果，未来反侵略战争应采取积极防御。毛泽东对这份书面报告表示批准。从此，“积极防御”正式成为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指南。

对于“积极防御”是否意味着可以先发制人，曾有过讨论。在战争年代，先发制人或后发制人都是战术选择，如解放战争中的苏中战役，全局是后发，局部却先发。但在与国民党顽固派的作战中，毛泽东则明确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彭德怀在1956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专门解释了为何不能首先攻击敌国领土。他指出，如果我方不等敌人先动手就率先进入敌国，那么卫国战争的正义性将难以得到国际理解，反而会让帝国主义将战争罪名扣在我们头上，使我们失去广泛同情与支持，让敌人获得政治资本。

边境一役，打醒阿三

“积极防御，后发制人”的原则在后来的边境和自卫反击作战中得到了彻底贯彻，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19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作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曾致力于发展与印度的友好关系，然而印度方面却频频做出不友好的举动。

1951年，印度趁中国忙于抗美援朝之际，非法占据了中印边境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九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随后又侵占了中段部分中国领土。到了1959年3月，在西藏叛乱刚平息不久，印度总理尼赫鲁竟恬不知耻地向周恩来提出领土要求，不仅要中国承认“麦克马洪线”，还要将西段阿克赛钦地区三万多平方公里划归印度，总计约12.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福建省。中方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

遭到拒绝后，印度政府恼羞成怒，指挥印军在边境线上屡次寻衅滋事。出于维护两国人民传统友谊和根本利益的考量，毛泽东和中国政府对印度的挑衅展现了极大的克制和忍让。周恩来多次致信尼赫鲁，提议通过协商解决历史问题。中方边防部队甚至单方面后撤，并设定了具体的无枪械、无巡逻、无平叛、无打猎区域，以及无打靶、无演习、无爆破区域，以缓和边境紧张局势。

然而，中方的克制和忍让反而助长了尼赫鲁政府的气焰。从1961年特别是1962年4月起，印度当局开始大肆推行“前进政策”，步步紧逼，深入中国腹地。印军的前哨据点甚至犬牙交错地设在中国边防哨所之间和侧后，形成了三面甚至四面威胁的态势，并不断袭击中国的巡逻队和运输队，制造流血事件。即使在这种完全有理由动用武力的情况下，中国边防部队依然保持了极大的克制。就连印军军官也曾承认，中方态度友好且克制，若换作其他国家边境，战争早已爆发。这种误判让尼赫鲁政府利令智昏，认为中国只会“虚声恫吓”，于是更加嚣张地命令印军“清除掉”中国军队。

面对印度长达三年多的蓄意挑衅，毛泽东在后来回忆时指出，从1959年到1962年，整整四年我们才被迫还手。忍无可忍，无需再忍。1962年10月，毛泽东果断决定实行自卫反击作战，指示“假如印军向我进攻则要狠狠地打他一下，除东线西藏作准备外，西线也要配合。如他进攻，不仅要打退，还要打狠打痛。”

从10月20日到11月22日，为期一个月的自卫反击作战，在西段彻底清除了印军在中国境内设立的43个侵略据点，在东段则推进到非法“麦克马洪线”以南靠近传统习惯线的地区。此战歼灭印军8700余人，其中俘虏准将达维尔以下3900余人。这场胜利震惊了印度全国，尼赫鲁慌忙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然而，就在尼赫鲁摆出拼命架势时，中国政府却鸣金收兵，点到为止，并将俘虏人员、缴获武器装备全部归还印方。这一出乎意料的举动，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中印一战充分说明了毛泽东在国家争端中“后发制人”的智慧：不打第一枪，但一旦开打第二枪，便由我方决定如何痛快教训。

打仗，还得把敌人放进来

在人民军队的历史上，“积极防御”常与“诱敌深入”紧密相连，这一传统也深刻影响了建国后战略方针的制定。毛泽东始终将“诱敌深入”的战法置于优先位置。他认为，中国边海防线漫长，完全不让敌人侵入是不现实的。与其被动防守，不如主动将敌人诱入我方有把握取胜的区域，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将其歼灭。

国土设防，最忌讳的是处处设防，到处修筑工事。建国初期，一些地方曾计划在海边大修防御工事，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种做法。他指示，除了虎门等少数必要要塞，像广东汕头至大亚湾一线以及其他海岸和内地，根本不必修筑大量工事。敌人若来，就让其登陆，并引诱其深入，随后聚歼。华东方面也是如此，只在厦门、平潭、舟山、吴淞的少数关键点设防，其余一概不修。

毛泽东告诫说，军队不应分散守卫海岸线，而应置于机动地区，等待敌人深入后再予以包围歼灭。他批评那种处处设防的做法是“畏敌如虎”，摆出被动挨打的姿态，丧失了主动权和歼敌良机。他常引用两次世界大战的例子来佐证这一观点：一战时德国在青岛设防，日军却从龙口登陆绕后占领；二战时法国的马奇诺防线未能阻止德军绕道比利时，反而牵制了法军大量兵力。

毛泽东认为，将敌人拒之国门之外，从来就不是最佳策略。相反，诱敌深入才更利于我方发挥优势，例如发动人民战争，分散敌军兵力，从而集中我军力量打歼灭战，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他强调，让敌人占领一些地方，虽然听起来“名誉不好”，但这不重要，关键在于能否赢得最终胜利。

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中国面临来自北方的潜在大规模入侵威胁。考虑到东北、华北、西北“三北”地区一马平川的地形特点，以及入侵者可能采取的集群坦克、装甲车大规模纵深突击战术，毛泽东更是强调了“诱敌深入”的重要性。他主张，小规模冲突可以在边界解决，但若爆发大规模战争，宁可让出一些地方，让敌人进来，使其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1971年林彪事件后，中央军委进一步强调“诱敌深入”，并将运动战作为主要作战形式，辅以阵地战和游击战，这反映出当时“积极防御”的核心方法正是“诱敌深入”。直到80年代初，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这一战略才被调整，重新回归为更广义的“积极防御”方针，不再强调全盘“诱敌深入”。

然而，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并非毫无底线。他指出，这不等于完全不设防，摊开两手任由敌人长驱直入。我们不能学蒋介石那样让日军轻易打到南京、长沙，也不能学斯大林那样让希特勒兵临莫斯科城下。该坚守的地方还是要顶住，并且要顶相当一段时间。但“顶”的目的是为了消耗敌人，打乱其战略部署，为我方后续准备争取时间，最终在适当机会将其消灭。

60年代，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重点设防、重点守备的战略指导原则。他强调，无论前沿还是纵深，都应重点设防，减少工事数量，将大部分兵力用于野战，小部分用于守备。强大的野战军不应固守工事，而应保持机动位置，待看清战局后机动作战。因为古今战争的要旨，都是首先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然后才能占领地方。将主要兵力分散守卫地盘，是无法取胜的。

今天的思考

时至今日，不先发制人、不打第一枪、坚持后发制人的原则，依然是中国“积极防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诱敌深入”的某些具体应用已不适宜当今国情，但“有顶有放、顶放结合”以及“重点设防、重点守备”的战略思想，仍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在顶与守的平衡比重上，更值得深入总结和发扬。历史上的军事定律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演进。这正是毛泽东高明之处，其战略思想的精髓在于其超越具体战术、着眼长远大局的动态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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